“公民社会”的红与黑

揆诸历史，“公民社会”并不是现代政治学中的一个新观点，它不仅是包罗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在内的启蒙思想家所重复探讨的话题，也是近代政治哲学家马克思（Karl Marx）、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等人所津津乐道的理论。西方政治学界对“公民社会”系统的探讨源自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多次指出，自由结社与社会自治作为一项“民情”,以社会制约权力的传统是美国民主赖以存续的基石。

[1]厥后，“公民社会”在一段时间内陷入了寂静。可是在近40年特别是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进以来，“公民社会”再度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其观点更多被赋予了新的内在，它成为今世世界政治中的一种普遍性的新思潮。正如一种思潮是对谁人时代所面临的变更情况的反映，“公民社会”自然也不破例，它与民主化的观点相伴相生，首先在中东欧再起。同时，以捷克著名“异见人士”哈维尔（Václav Havel）为代表，对其多有提倡。

[2]值得指出的是，只管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其他领域对“公民社会”观点的界定都纷歧而足，可是他们的取向都近乎一致，那就是在冷战的后期继续反抗苏联及其意识形态。[3]在1989年，随着新自由主义革新在苏东国家全面正当化之后，学界对“公民社会”的讨论联同“第三部门”、“福利国家”全面兴起[4]，由此，其从一种“政治思潮”学理化为一种“政治学观点”。

既有文献显示外洋对“公民社会”的研究出现出两种路径，一方面是从理论和思想史的角度举行阐释，另一方面是从历史、统计等实证主义角度加以叙述。首先，关于“公民社会”的理论研究，以《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的配合主编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的叙述最有代表性。

在戴蒙德看来，“公民社会”有一系列利益，诸如限制公共权力，促进政治到场，生长具有容忍和妥协精神的民主文化，增强公民对经济革新的信念、推动经济生长等。这些优点归根结底有利于民主的牢固，促进政权的正当化。[5]美国前驻俄大使、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麦克福（Michael McFaul）通过对发生在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以及乌克兰等国家的“颜色革命”举行分析，指出公民社会在组织、发动民众上街抗议政府这一历程中发挥了庞大作用，是促成“颜色革命”的关键。

[6]中东欧舆图其次，对“公民社会”接纳精致的量化研究在已往几十年也取得了重要性希望，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原院长帕特南（Robert Putnam）教授的研究最具影响力。帕特南一方面使用自己主持的长时段观察数据，一方面化用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通过在其代表作《使民主运转起来》和《独自打保龄》中向读者展示了这样一幅图景：民主的建设与牢固根深于历史、社会、文化传统（即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良好的公民传统和公民社会将有助于民主制度的运转。具而言之，其因果机制在于：历史形成的传统使得民众具有差别的态度倾向，由此凝聚成的以信任、到场和社会网络为焦点的社会资本各不相同。因为强大的社会资本推动了公民有意愿去结成种种类型的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而良好的公民社会使得民主制度运转的绩效得以提升。

[7]厥后，一些著名的大型跨国民意观察也和帕特南一样接纳了相近的考察方式，诸如世界价值观观察（World Value Survey）和亚洲晴雨表（Asian Barometer Survey）都设置诸如“你加入了几多社会组织”、“你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度”、“你以为人们多大水平上是可信的”等问题来作为丈量公民社会生长状况的指标。帕特南通过对意大利恒久的观察研究发现意大利南北两部门存在庞大的差异与此同时，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也持类似看法，指出：公民社会中的种种有助于政治和经济生长。[8]因此，鲍威尔（G. Bingham Powell）等人指出，在苏东国家和经济欠蓬勃国家完成民主转型之后，新的执政政府面临的问题是摒弃传统的压制公民社会和公民结社的传统，需要勉励公民社会的发展，使得民众通过结社来到场政治历程和增强代表性。

[9]固然在西方学界，对作为“好观点”的“公民社会”也有质疑之声，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教授伯曼（Sheri Berman）就提出了相左的论断。在《公民社会与魏玛共和国的瓦解》（Civil Society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一文中，她通过对20世纪民主实验的代表——魏玛共和国拥有蓬勃的公民社会，但最终崩塌于纳粹上台执政这一历史事实的研究（也提及了帕特南忽略了意大利法西斯的兴起正是发生于具有良好公民传统的北方），批判了以帕特南、福山（Francis Fukuyam）为代表的新托克维尔主义者对公民社会利于政治、社会以致经济产出的一味溢美，用冷漠的现实论证了公民社会也不完全一定增进民主化，反而有可能导致预期之外的极权政治。在文章的末尾，伯曼基于视察，无不担忧地再次指出，一位强调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极具误导性的，伊斯兰国家中社会组织的大量发展很可能是自由民主的致命敌人。

[10]从民主走向纳粹的魏玛共和国厥后，果不其然，在"阿拉伯之春"中，时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威权统治虽然被终结，可是取而代之的不是拥抱自由民主的向导人，而是具有浓重伊斯兰宗教色彩、与穆斯林激进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密切相关的穆尔西。（穆兄会活跃于都会与乡村的中下层社会群体，提供比政府更优质更便捷的公共产物和公共服务，获得了中下层群众的拥护）。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斯奈德（Jack Snyder）以印度、塞尔维亚、卢旺达和布隆迪等案例指出，在族裔、宗教组成庞大的国家，没有民族国家，提倡多元主义的公民社会在推动民主化的历程中可能诉诸民族主义与暴力，进而引发严重的政治冲突。[11]此外，以现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唐文方教授为代表的华人学者对以“人际信任”作为社会资原来丈量公民社会的发展提出质疑。唐文方运用观察数据研究指出，作为“内在效能感”的社会信任与“外在效能感”的政府回应性增强了民众对中国中央政府和当前政治体制的支持，而非对西式民主的赞同。[12]以上即是“公民社会”的红与黑，它曾被形貌得很是优美，但实事求是地来说它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

撰文：杨端程[1] [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2] Chris Hann, “Introduction: Political society and civil anthropology.” In Chris Hann & Elizabeth Dunn (eds.), Civil society: Challenging western models, London: Routledge,1996, pp.7-9.[3] Robert Fine, “Civil society theory, enlightenment and critique,” Democratization,1997,4(1), p.8.[4] Pawel Stefan Zaleski, Neoliberalizm i spoleczenstwo obywatelskie (Neoliberalism and Civil Society), Wydawnictwo UMK, Torun 2012, “English Summary”, pp.253-254.[5] Larry Diamond, “Rethinking civil society: Towar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rry Diamond & Marc F. Plattner (ed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pp. 227–240.[6] Michael McFaul, “Transitions from Postcommu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6(July 2005):5-19.[7]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m Italy,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Robert D. Putman,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2000.[8] Theda Skocpol, Diminished democracy: From membership to management in American civic life,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2004.[9] Marc Morjé Howard, The weakness of Civil Societ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G. Bingham Powell, Russell J. Dalton, Kaare W. Strom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Today: A world View (eleventh edition),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Inc,2013, P.64.[10] Sheri Berman, “Civil Society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3 (Apr., 1997), pp. 401-429.[11] [美]杰克·斯奈德著：《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吴强译，北京：中央编译出书社，2017年版。[12] Wenfang Tang, 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al and Regime sustainabi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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